中國如何迎接全球經濟治理新格局？專家學者共話開放合作發展路徑

當前，全球經濟治理面臨新挑戰，責任缺位導致全球公共產品供給匱乏，信任赤字阻礙國際協調與合作，共識危機動搖全球治理的觀念基礎，制度弱化降低全球治理體系的效能。中國如何參與全球治理改革，展現更多的責任擔當，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4月17日，業內專家學者齊聚2022清華五道口全球金融論壇，給出他們的方案。

2001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邁克爾?斯賓塞（MichaelSpence）在與清華大學國家金融研究院院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副總裁朱民的對話中表示，整個世界正在經歷劉易斯拐點，正在從廉價勞動力增長模式轉向生產力驅動的增長模式，從需求約束型增長轉向供給約束型增長，政策也需要轉向更多的供給側結構改革和重組改革。目前最好的轉型機會是數字化轉型，而中國已經成為多個行業合作創新的主要技術來源，若用獨角獸企業的數量來衡量（估值為10億美元或以上的私人公司），中國已成為僅次于美國的第二大來源國。近年來中國一直在引領開放政策，表達了對多邊主義的承諾，邁克爾?斯賓塞認為美國也應持相同觀點，取得平穩過渡的轉變過程并不一定意味著違背全球化。

“G20是一個順應全球化、推動全球化、支持多邊化的機制，二十國集團成員國應當維護好、運轉好這個機制。”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黨組成員宣昌能表示，G20機制在危機中誕生，在全球經濟金融治理中擔負了秩序穩定者和改革先行者的使命，發揮了反思金融危機根源、建設長效治理機制的重要作用。G20發揮作用的這些年，也是中國和美國經濟金融合作最順暢的時期之一，雙方都表現出了冷靜的頭腦和專業的素養，在共同關心的雙邊和多邊經濟金融問題上密切溝通、相向而行，促進了兩國以及全球經貿、金融聯系不斷加深，增進了中美兩國和全世界人民的福祉。然而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一些國家利用經濟金融上的相互依賴關系，挑起經貿摩擦、將相互依賴當作武器的傾向有所抬頭，以G20為代表的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體系面臨挑戰，全球經濟金融治理面臨新的挑戰，G20的運作面臨新的困難，將掣肘多國協作應對全球性挑戰的能力。中國已經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金融體系。一直以來，中國始終是全球經濟中穩定性、建設性的力量。在當前紛繁復雜的國際環境下，面對去全球化和單邊主義，我國將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積極推進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發展，加快形成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并將繼續致力于維護和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積極倡導國際合作，推動構建開放型世界經濟，為全球經濟復蘇、維護穩定貢獻建設性力量。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張宇燕表示，全球的經濟要維持強勁、可持續、包容和平衡增長需要三個條件的保障：一是技術進步，單位時間內產出增加；二是貿易收益，在沒有技術進步的情況下，通過分工、專業化和貿易，同樣可以導致財富的增長；三是制度保障，即產權和契約。在世界政府缺位的情況下，各國為保障自身利益，通過協商形成一套自我約束規則，就是全球治理的意義。目前全球面對污染、氣候變化、貿易不穩定等全球問題，在全球治理規則下，不同國家的受益程度不同，全球治理本身可能成為一些國家謀求自身利益、打壓競爭對手的工具或手段。

“考慮到大國博弈不僅僅是經濟利益，還有地緣政治、權力，不光是追求互利共贏，而是我和你之間的差異。經濟治理還受到大國博弈的影響，決定相對利益、還有創造性力量和毀滅力量等。此外，還和文化傳統、價值理念有關。”張宇燕認為，決定治理體系的覆蓋范圍的因素是市場規模和貿易收益，中國要推動對外開放，找到最合適的開放途徑和程度。

清華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薛瀾表示，中國科技取得了巨大進步，但中國的創新能力仍然有很多不足的地方，仍有很多卡脖子技術。在中美科技領域的合作，現在正是中國能夠提供更多貢獻的時候，不管是對全球知識的創造，還是對于新產品、新技術的供給，中國都可以做更多貢獻。在全球知識生產、全球創新方面，美國的限制是于己不利，于全球不利。

面對中美科技競爭，薛瀾認為應該從五方面入手，一是重新建立在多方面的對話渠道。二是找到更加合理的框架進行有效管理，三是建立競爭邊界，盡最大可能降低由于科技競爭對全球帶來的負面影響，盡量減少對于全球價值鏈的影響，四是采取措施降低不信任，重新建立信心，五是特別關注人工智能等新興技術。

關鍵詞： 一些國家 清華大學 對外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