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詞典：一本書的“甲子往事” 忠實反映時代語言

《現代漢語詞典》的成功不僅僅因為有長期穩定的專業隊伍、有科學合理的規劃、有強大的學術支撐，更重要的是老一輩學者在編修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嚴謹求實的敬業精神、不計名利的奉獻精神、齊心協力的團隊精神”

在許多人成長的道路上，都曾受益于一本辭書——《現代漢語詞典》，有些人把這本書叫作“無聲老師”“智慧的扁舟”。大概很多人還不知道，這本厚厚的詞典已經走過一個“甲子”，在60年歲月里記錄著我們的時代，積攢下一份“語言的史料”。

忠實反映時代語言

1956年2月6日，周恩來總理親自簽發《國務院關于推廣普通話的指示》，責成中國科學院語言研究所(從1977年5月起改稱中國社會科學院語言研究所)編纂一部以確定詞匯規范為目的的中型現代漢語詞典。

為完成這一任務，原隸屬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的新華辭書社(《新華字典》的編纂機構)、原隸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的中國大辭典編纂處(《國語辭典》的編纂機構)合并到語言研究所，與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員一起，組建了40人的詞典編輯室，由時任語言研究所副所長的呂叔湘先生兼任主任并擔任《現代漢語詞典》主編。

1958年夏，《現代漢語詞典》開編。呂先生精心研究計劃，組織資料收集和落實編寫安排，制定并不斷完善編寫細則，主持編寫工作，負責審稿定稿。1959年10月，初稿完成。1960年年中以后，試印本分8冊由商務印書館陸續印出，廣為送審，為詞典進一步修訂和正式出版打下了堅實基礎。

呂叔湘先生認為，詞典是進行語言規范化的最重要工具，語匯研究的結果一般要由詞典總結。一部好的詞典在人民群眾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難以估量。編詞典大有學問。從選詞、注音、釋義、舉例到語法特點和文體風格的提示，乃至條目的排列和檢字法這些技術性的工作，都有很多問題，有的比較好處理，有的比較難處理。

1961年3月，丁聲樹先生接任《現代漢語詞典》主編和詞典編輯室主任。丁先生在音韻學、訓詁學、方言學、語法學、文字學、詞典編纂等方面都造詣頗深，著名語言學家朱德熙先生曾說丁先生“大概是主持、領導大型詞典編纂的最理想人選”。丁先生夜以繼日地工作，1965年試用本出爐。

據《現代漢語詞典》第3版修訂主持人單耀海先生回憶，丁聲樹先生曾說過：這部詞典忠實反映我們這個時期的語言，給后人留下一份語言的史料。經過普遍調查，尊重語言實際，大家都這么說，詞典就得承認它。

許多詞條的背后，都有著耐人尋味的故事。呂叔湘先生主持編寫的試印本中“自作自受”里的“作”注為陰平zuō，丁先生修訂時一仍其舊。與此相反，對那些存在歧義的讀音，盡可能定于一音。如“吐蕃”的“蕃”，呂叔湘先生主編的試印本只列fán一個音，“吐蕃”注為tǔfán。丁先生修訂時為了照顧同“番”的應用實際，增加了fān音，“吐蕃”改注為tǔfān。當時有人向丁先生說“吐蕃”一讀tǔbō。丁先生說“蕃”讀兩個音已經夠繁難了，不要再增加讀者負擔了(《現代漢語詞典》第5版對這一讀音做了修訂)。

《現代漢語詞典》的使命是確定現代漢語詞匯規范，用典范的白話文來注釋。從收錄一代語詞、反映語言面貌來說，《現代漢語詞典》是前無古人的。

編詞典是“圣人的苦力”

《現代漢語詞典》1965年5月印出試用本后，分送有關方面審查。1965年底到1966年春，根據反饋意見做了修改，稿子再次送交商務印書館。這時，“文革”開始了，編輯工作停滯，直到1978年《現代漢語詞典》才正式出版。從1958年開始編寫算起，歷經1960年試印本、1965年試用本、1973年內部發行本，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1978年出版以來，《現代漢語詞典》又歷經6次修訂，目前已出至第7版。這本不足2000頁的詞典，凝結著60多年漫長歲月里幾代語言學工作者的心血。

著名出版家陳原先生說：“詞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這是個中人的切膚體會。據詞典編輯室的老先生回憶，《現代漢語詞典》當年的編寫工作按流水作業進行，一環緊扣一環，一環卡住就要影響下邊的工作，每項工作都十分緊張。編寫人員每人每周要編寫100條，一個組長一周要審改600條。作為主編的呂叔湘先生一周要定稿1500條，工作量相當大，晚上還要把稿子帶回家里繼續看。

當時呂叔湘先生住在中關村，單位在西單，上班來回都乘公交車，中午飯是從家里帶的饅頭就著開水吃。他的胃病越來越嚴重，后來做了手術。呂先生在《現代漢語詞典》出版20周年學術討論會發言中曾經這樣感慨：我們編這部詞典可以說嘗盡了甘苦，或者說只有苦而沒有什么甘。要編好一本詞典，就得收集大量資料，比如編《現代漢語詞典》就收集了上百萬張卡片的資料，要對資料進行全面、認真的分析、綜合，工作繁雜，當然十分辛苦。

呂先生把編《現代漢語詞典》的“苦”概括為4個方面：一是人手生，參加編寫的人大都沒編過詞典，要邊干邊學。二是工作生，這類詞典前人沒有編過，沒有嚴格意義的詞典可以參考。三是時間緊，要在一兩年內完成四五萬條的編寫任務。他說自己在一年多時間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點鐘，又不能太晚了，因為第二天還得早起照常工作。四是干擾多，一次次運動耗費不少時間……先生感慨地說，“這本書出版以后，適合社會需要，讀者反映不錯，這使得我們心里感到安慰，也可以說就是我們的‘甘’吧”。

詞典越編，膽子越小

呂叔湘先生說，詞典工作“是不朽的事業”。詞典是供人們識文斷字、解疑釋惑的工具，一定要求真務實、避免錯誤。

丁聲樹先生說過：“我總覺得詞典越編膽子越小，常會出錯。”每一個詞條背后都需要細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現代漢語詞典》的編者靠著一種對學術謙恭和謙卑的態度，確保進入詞典文本的都是精挑細選、千錘百煉的，讓讀者在最節省的篇幅和最簡短的時間里獲得最有價值的知識。

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國的詞典事業還處在一個新發展的初期。接替呂叔湘先生擔任《現代漢語詞典》主編的丁聲樹先生深知，需要大力培養青年人。他曾說：“我要向一些老科學家學習，發揚做人梯的精神。”他不僅在工作中扶持年輕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像父輩一樣關心。1967年，單耀海因病住院近兩個月，在北京單身一人。丁先生每周日下午都到醫院探望，病友們都以為他是單耀海的父親。后來，已是耄耋老人的單耀海回憶起往事仍然感慨不已：“幾十年前的往事，今天想來，猶歷歷在目，心底里也覺得不論是工作學習生活各個方面，父親對我也不過如此。”一個月前單耀海先生剛剛去世，令人唏噓。

《現代漢語詞典》的成功不僅僅因為有長期穩定的專業隊伍、有科學合理的規劃、有強大的學術支撐，更重要的是老一輩在編修過程中逐漸形成的“與時俱進的創新精神、嚴謹求實的敬業精神、不計名利的奉獻精神、齊心協力的團隊精神”。學界甚至由此形成一門專門研究《現代漢語詞典》的學問，叫“《現漢》學”。

在當下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挑戰下，《現代漢語詞典》不能再囿于國內市場和紙本詞典。201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辭書編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給辭書編纂與研究搭建了更高的平臺。同時，語言研究所新設立了新型辭書編輯室，研發數字化辭書和面向國際漢語教育的《現代漢語詞典》學習版。另外，商務印書館研發的《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App即將面世。在國際傳播方面，漢英雙語版的翻譯工作已接近完成，商務印書館與牛津大學出版社聯合組建了國際編輯部，來推進這個項目的進程。同時，格魯吉亞語版、阿拉伯語版、俄語版、西班牙語版、波斯語版的翻譯工作也已經開始啟動。希望《現代漢語詞典》這部記錄和承載中華文化的國家文化重器能夠走出去，助力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在新的時代續寫新的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