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顏值崇拜、拜金、攀比、暴力等粉絲追星過程中存在的諸多與價值觀相關的亂象不斷浮出水面，引發社會輿論爭議——粉絲們創造出了成百上千個專用術語，形成了一套獨有的語言體系，其中不乏“坐地排卵”“白嫖”之類的低俗詞語;這個群體戾氣叢生，掐架不斷，一旦有人與自己意見相左，他們就會訴諸人肉搜索、人身攻擊、詆毀造謠，甚至打架斗毆等暴力行為;粉絲的消費行為越發狂熱，他們喊著“愛他就為他花錢、不花錢不是真粉絲”的口號，心甘情愿地奉獻自己的生活費，理直氣壯地掏空父母家人的錢包;大行其道的粉絲集資應援也成為問題頻發的灰色地帶，由于集資行為不規范，往往給詐騙等不法行為可乘之機。

粉絲追星屬于偶像崇拜行為。偶像崇拜是一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人們尤其是價值觀尚未成熟的青少年群體往往容易將偶像視為其精神寄托和學習榜樣，加以追隨模仿。偶像崇拜行為直接或間接地反映著青少年的心理世界，并對青少年的精神生活和個性發展產生重要影響，堪稱體現青年人價值觀健康與否的晴雨表。因此，在充分尊重多元價值觀的基礎上，引導青少年理性選擇偶像，合理表達自己的喜愛之情，對社會主流價值理念的構建具有積極意義。

從英雄模范到道德楷模，再到精英人士，隨著時代變遷和社會發展，青少年群體的文化娛樂方式和情感結構發生顯著變化，他們心中“偶像”的概念也隨之發生改變。從20世紀八九十年代開始，娛樂業迅猛發展，明星和他們所代表的那種時尚光鮮的生活方式進入人們視野，受到青少年追捧。一開始，明星與粉絲之間屬于垂直式關系，追星族通過影視節目、演唱會、娛樂雜志等渠道了解明星，買幾盤卡帶CD、幾張海報貼紙，每天聽一聽、看一看就滿足了。再狂熱一點的追星族，也就是去機場接機、到片場探班。進入新世紀后，在泛娛樂化浪潮的助推下，粉絲經濟快速崛起，粉絲群體的消費能力越來越強，話語權越來越大。為了迎合大眾八卦心理，狗仔、媒體、網絡、經紀公司幾方合力，大量曝光明星隱私、炒作其緋聞，將其日常生活透明化。對于粉絲而言，明星不再像天上的星星那般遙不可及，只能仰視敬重，而更像是關系平等、聯結緊密的朋友、戀人、合作伙伴。他們的追星行為也越來越強調明星與個體成長的參與性、伴生性。除了以前那些常規活動，粉絲在網絡上組織無數個應援站，刷流量、控評論、造話題、炒熱度，深度參與到明星形象運營的商業活動之中。在新的粉絲文化結構下，明星和粉絲結成了一榮俱榮的利益情感共同體——前者需要流量數據來證明自己的商業價值，從而獲得更多參加演藝活動的機會;而后者為了讓自己心儀的明星持續走紅，創作更多被他們喜愛的作品，而使盡渾身解數為其沖銷量、刷票房、造聲勢，提高市場指標。從某種程度上說，粉絲群體已成為左右偶像前途命運的重要力量。從單純的仰慕者、追隨者，到明星的制造者與推動者，青少年粉絲在追星過程中獲得了極大的成就感和認同感，參與到明星工作生活中的欲望進一步膨脹。他們的狂熱極易被資本利用，其中一部分盲目而缺乏理性的人就這樣在市場的縱容慫恿之下走向瘋狂，使應援行為僭越了道德底線，變成擾亂影視行業秩序、干預社會健康發展的“暴行”。

如若往更深層次思考，當前粉絲文化的形成與我國社會結構的內在變化不無關聯。改革開放以來，城市化的腳步加快，以血緣關系為基礎的傳統家庭結構逐步瓦解，人際關系疏離，青少年的社會化、個體化趨勢越發明顯。再加上新媒體時代數字化生存所造就的“群體性孤獨”，使這一代人渴望獲得參與感、伴生感、認同感和歸屬感。而這些訴求正好可以在與明星的高頻互動、參與粉絲組織的活動中得以實現。只有充分理解這種深層社會結構性變化，才能更深刻地認識到當前青少年粉絲群體價值取向得以塑形的根源所在。

引導偶像崇拜行為是幫助青少年樹立正確價值觀的一個有效途徑。而從偶像概念和崇拜行為的變化去把握青年價值觀的變化，才能讓“引導偶像崇拜行為”這個方法真正起到作用。首先，社會進步，觀念更新，“偶像”概念的變遷是一種必然，但英雄人物、道德模范等傳統榜樣被娛樂明星所掩蓋，卻不是必然。我們要引導廣大青少年將選擇偶像的視野從娛樂明星的狹小范圍之中轉移出來，就必須塑造弘揚更多具有人格魅力，以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為核心的精神楷模。其次，家庭、學校乃至社會應努力為青少年營造充滿包容、尊重、溫情的成長環境，搭建主流文化與粉絲文化之間溝通的有效渠道，引導粉絲以更加理性積極的心態認識“偶像崇拜”這件事——不能只圖一時的情感宣泄或尋求逃避現實的港灣，而應以精神的成長和個體的完善為目的，從表層感性地崇拜向深層理性地敬仰轉變。再次，相關部門需要更深刻地理解當前粉絲群體的情感結構、文化經驗和自我認知的結構性變化，避免管理手段、方法上的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應采取切實有效的措施和方法，抵制資本對粉絲文化的投機、利用、操縱。科學認識網絡傳播規律，規范網絡文化秩序，提高用網治網水平，進而系統性地實現我國文化治理能力的現代化。

（作者：孫佳山，系中國藝術研究院副研究員；李寧，系北京師范大學文藝學博士后）